在美国中央银行的漫长历史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堪称英雄。他在今年杰克逊霍尔经济政策研讨会上的演讲重点突出、严谨有序，展现了制定货币政策时的扎实分析能力和有理有据的判断力全国前三配资公司，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后者又转而尝试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之下完成的。
作为美联储长期独立性的强烈捍卫者，鲍威尔无愧于与保罗·沃尔克和艾伦·格林斯潘并列美国中央银行的万神殿。沃尔克凭借政治勇气赢得了这一地位：虽然明知收紧货币政策会使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他还是施行了该政策以抑制两位数的通胀。正如我在为约瑟夫·特里斯特2004年出版的沃尔克传记所写的推荐语中写道：“他作为央行行长带头抗击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的勇气，正是美国经济复兴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
格林斯潘则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后沃尔克时期维持低速通胀所面临的挑战，在货币政策中引入风险管理手法，使美联储能够在决策中考虑资产泡沫和生产力因素。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时曾批评格林斯潘未能坚持他在1996年12月著名的“非理性繁荣”演讲中勇敢提出的担忧，但他敢于在市场极度繁荣时对其发起挑战的气概值得高度赞扬。
鲍威尔似乎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两人钢铁般的胆气和不涉政治的高度聚焦上得到了启发。沃尔克遭遇了公众对高利率的广泛批评：农民围堵美联储总部（我当时就在那里工作），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也被激怒了。格林斯潘对非理性繁荣的担忧引发了华尔街的强烈抵制。同样，当内心坚定的鲍威尔在8月22日踏上杰克逊霍尔的讲台时，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也绝对不小。
鲍威尔表示，风险平衡的变化“可能需要我们调整政策立场”，而各大金融市场也当即对此大表赞同。鉴于期货市场已经为一个积极宽松的行动轨迹定价，鲍威尔的话对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未来几次会议的影响不会很大。市场的反应更多地指向鲍威尔为未来美国货币政策操作所提供的严格指导框架。
他阐述了美联储决策的复杂性，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各类影响“遵从任务授权”的因素，以及塑造美联储实现这些目标之程序的考虑因素。
这一双重任务授权——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会让央行左右为难。鲍威尔有条不紊地阐述了目前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从关税和移民政策（同时影响供应和需求）到近期就业和GDP增长失去动力的根本原因。鲍威尔对失业率目前仍然较低的状况甚感欣慰，但强调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奇异平衡”状况——这在美联储的话里就是“有危险”的意思，因为它可能很快被更高的失业率所取代。我认为这是评估风险平衡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将指导未来的政策行动。
鲍威尔对各类政策框架考虑因素的讨论更偏学术性，相较于各个劳动力市场变化考虑因素来说跟利率制定的直接相关性较低。但这正是一个独立的美联储可以行使最大自由裁量权的领域。
与传统认知相反，中央银行并不制定自身任务。这直接来自国会的授权——最初是1946年颁布的《就业法案》，随后1978年出台的所谓《汉弗莱-霍金斯法案》又增加了控制通胀的内容。虽然美联储有权去对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进行解读，但它在制定框架以实现法定任务目标方面享有最大的自由。
鲍威尔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解释美联储对各项框架考虑因素的最新看法。在这方面没什么大的惊喜。在美联储早前于2020年进行的框架审查中实际利率或排除通胀因素后的利率是相对于两个阈值进行评估的：下端的有效下限和上端的“中性”——后者是指既不限制也不刺激经济增长或通胀的利率。
本次审查不再将有效下限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并放弃了允许美联储通过一段时期的超出原计划抵消行动来弥补早期通胀意外下行的平均通胀目标设定策略。更新后的框架还对最大就业率的潜在不足进行了类似调整，并重申2%的通胀目标设定“最符合双重任务目标”。
鲍威尔在今年杰克逊霍尔会议上的严谨表现是一种非凡的、沃尔克式的政治勇气。通过在当今充满政治干预的有毒时代始终坚持自身使命，他对库克和我们其他人都是一种激励。我们见证了一位伟大的美国公仆的真正英勇行为。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全国前三配资公司，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主席，著有《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赖》、和《意外冲突：美国、中国以及错误叙事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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